諸葛亮的繼承人-姜維

諸葛亮的繼承人-姜維
姜維，字伯約，天水郡冀縣(今甘肅甘穀縣)人。父姜炯，天水郡功曹，後死于戰場，姜維任參軍。西元228年，諸葛亮兵出祁山，奪取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等郡，鎮守天水的魏將薑維歸附蜀漢，為倉曹掾，加奉義將軍。西元234年，諸葛亮病死五丈代。從文字上看，古代"羌"、"薑"字形相近，一音之轉。
姜維的一生為蜀漢政權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。他歸附蜀漢後曾先後四次隨諸葛亮出師北伐，立下了許多戰功。諸葛亮逝世後，他從容鎮定，有條不紊地整頓軍馬安全撤退。費禕死後，他總攬軍權，曾先後多次出兵北伐，決心完成前人未竟事業統一天下。直到劉禪投降，西蜀滅亡後，他還想利用鍾會復興蜀漢，可見出他忠於蜀漢的堅定信念。
另外，姜維在繼承相貫徹諸葛亮的"和夷"政策、改善民族關係、加強民族團結方面，也作了許多努力，有一定貢獻。諸葛亮死後，薑維為涼州刺史。西元247年，汶山(今四川茂汶)變亂，薑維率兵前往平定。隨後又出兵隴西、南安、金城一帶，大戰魏將郭淮、夏侯霸於洮西。這兩次出兵，他都注意貫徹諸葛亮生前的"和夷"政策，安撫了少數民族，調整了民族關係，實現了民族團結的願望。
　　有人說，諸葛亮特別器重薑維，除了姜維自身的才略之外，主要是因為姜維是少數民族將領，熟悉民族地區的人情世俗及自然形勢。重用他不僅有利北伐，而且體現了"和夷"政策。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。
看姜維，往往會讓我想起豫讓，春秋俠烈之風的代表。豫讓原是晉大夫智伯的門客，智伯被政敵趙襄子所殺，豫讓吞炭紋身髡發漆面欲為智伯報仇，兩次行刺趙襄子卻都沒成功。襄子問他：“子不嘗事範、中行氏乎？智伯盡滅之，而子不為報仇，而反委質臣于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獨何以為之報仇之深也？”豫讓慨然道：“我事範、中行氏，範、中行氏皆眾人遇我，我故眾人報之。至於智伯，國士遇我，我當國士報之。”在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中司馬遷安排了趙襄子爲這個回答“喟然歎息而泣”，到了他的《報任少卿書》他寫了另外一句話，一句流傳千古、氣沖牛斗的話：“士為知己者死”。
　　這裏不再僅僅是門客與主人、臣子與國君的關係。俞伯牙是瑤琴聖手，鍾子期是一介樵夫，但只為了一聲“高山流水”的讚歎，音樂大家為山野村夫砸了琴。無論是黃發還是垂髫，無論是位卑還是官盛，甚至哪怕你已過了奈何橋，在豫讓心裏，在司馬遷心裏，在一切配得上“士”這個稱號的人的心裏，“知己”二字永恒的重量讓天地間的一切都顯得黯然無光。
　　還有一種說法是“士為知己者用”，這其中的區別並不大，用也好，死也罷，其背後都是同一股熱血翻湧，真正的“士”不會在乎他是被用還是驅死，只要目的是為了“知己”，他的選擇就是九死不悔。
　　“士為知己者死”，縱觀姜維一生，正是這句話最忠實的注腳。
　　劉備白帝托孤時對阿斗說：“汝事丞相如父。”而事實上後主與諸葛亮之間卻遠無“相父”一詞表面的親近，可能是畢竟有著君臣的界限，也可能是個性不合，卻不想，六年後，48歲的諸葛亮遇上了年方27歲的姜維，那年是建興八年，是姜維乃至整個蜀漢的一個重大轉捩點。姜維以魏國降將的身份投效了諸葛亮，兩人一見如故，既打消了姜維原先不得已而降蜀的勉強，也引發了諸葛亮對培養後備力量的心願。《三國志》中記載：諸葛亮多次在給蔣琬、張裔等朝廷重臣的書信中稱述姜維，這對品評人物向來謹慎，絕少美譽的諸葛亮之詞的諸葛亮而言是極爲罕見。羅貫中的《三國演義》更是把這種信重之情加以敷衍，讓諸葛亮在處遇時便有“教授平生所學”的感慨；臨終時又託付兵書，諄諄相囑。元《三國志白話》則明點出“維拜武侯為父”，以至使的明朝散文大家李贄批點姜維“又一孔明”，稱其為諸葛精神的傳人。而直至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，他的獨子諸葛瞻也還只是個不經人事的8歲孩童，因此，可以說是這種情如父子的關係奠定了蜀漢軍政兩代領袖之間的信契。諸葛亮發現人才：把姜維從魏國邊境的一個微末將領的地位提升爲輔漢將軍，當陽亭侯；培養人才：此後6年北伐中，任姜維為中護軍，時有共商軍中大事的采決；重用人才，把蜀漢三軍的重擔交付給羈旅中歸降的姜維，而那年姜維也不過33歲。諸葛亮的識才、愛才、信才、用才勾劃出“知己”二字的全部意蘊，再加之親如父子，密如師徒的感情交織，使姜維把整個後半人生義無返顧交付給諸葛亮的夙願：收復中原。
　　姜維是士，因此，他在搖搖欲墜的王朝裏獨力苦苦支援大局；在浮華的世俗裏守者清素的本心，忍著得志小人的頤指氣使；受著昏君莫名的冤屈。悲憤難耐了，引兵退往遝中去屯田，原離你們的構惡和懷疑總可以了吧。他忽略，或者說是根本沒考慮過一條道路－－權臣的道路。
　　劉禪的才能不如周成王，劉禪的風骨不如高貴鄉公，他的君權被諸葛亮架空了十二年之後，蜀漢的政治土壤上是極容易誕生出又一個周公，又一個伊尹的；或者又一個曹操，又一個司馬昭的。而放眼朝野內外，有名望，有實權，有地位，有兵勢，除了姜維亦不做第二人想；況且他本是魏人，迫不得已而降蜀，進則擁兵自立，退則挾天子以令諸侯，遠有曹操，近有司馬，鮮活的例子就在眼前，但姜維，到底還是沒有這麼做。為了他心中的士道，更為了“知己”二字。於是，他為了一句褪色的遺言九伐中原，而放任朝中大權於不顧；他為了一個腐朽的王國嘔心瀝血，卻招來窮兵黷武的責難；他為了一腔熱血酬答知己的熱血，苦心經營，反落得身死宗滅的下場。姜維的北伐動力和諸葛亮有著根本性的區別，他生長在曹魏統治較為穩定的北方，劉漢的正統觀念也相形淡漠，蜀國政權於他並沒有特殊的恩典，劉家宗室於他也缺乏休戚相關的命脈維繫。諸葛亮是創業者，他不過是個守成者，守成對他而言是盡為人臣子的本分，更是為士為知己的報恩。姜維最明確而最堅定的目標是為諸葛亮遂願，而非為蜀漢江山立業，他效忠蜀漢很大程度只因為諸葛亮在蜀漢。由是，他的九伐中原，石營勒兵無可避免地帶上了異化的機械性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重復到了最後，行為的全部意義幻化在了過程中，而行為的真正目的卻忽略為虛無。我有時會想，如果姜維真能實現諸葛亮的夙願，克服中原，一統天下，那麼此後他又將如何定位自己，他始終把自己置於諸葛亮的精神支柱下，在自身的生命中打下了非己性的深刻烙印，一旦支柱消失了，烙印褪除了，他將何去何從，清末大儒王靜庵先生激起的水聲猶在時空中回響，象徵著為一種精神，一種文化，一種文明的殉葬。因此我又慶倖，姜維到底沒有實現諸葛亮的願望，這是一個王朝，一個政權，一個信念的不幸，但卻是姜維本人不幸命運的大幸。
　　老子有兩句很著名的話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天水城外，受到臥龍賞識，得蒙知遇之恩的姜維是幸運的，他得以開始能展示自身的才能，真正踏上前景燦爛的仕途；但那時，沈浸在幸福之中的姜維沒有意識到，這種幸運將堆積成一種大不幸，使他走上了一條悲慘的不歸路。炎興元年，蜀漢亡國。劉禪敕命，姜維不得已而降魏獎鍾會，偽與聯結，意欲複國。史載，他與鍾會出則同車，坐則同席，把酒言歡，情愛日密。只是，誰也無法知道，在著背後姜維真正的心情。他不為自己成了亡國之將而沮喪，反是因為辜負諸葛亮的信託而慚傷；他不會為忠義二字就那麼簡單地殺身成仁，他記住的是一句話：將以有為也－－蜀漢雖亡，但他肩上的重托並沒有消失，他的奮鬥還要繼續進行下去，於是，他寫密表給後主：臣定使日月幽而複明，社稷危而轉安，這不僅是向後主的承諾，更是他堅持士道的宣言。“士爲知己者死”，這句話足以解釋此後姜維的一切行為。他不會投降，不去退隱，不能自殺。北地王在祖廟自盡，那只是憑著血氣之勇的逃避；郤正在舞筵前落淚，那也不過是故作姿態的感傷，逃有什麼用，哭有麼用？！蜀漢亡了，幾滴血，幾點淚，就能令它複國嗎？當然不能！姜維深深意識到這點，他要的不是虛名的忠烈，他該做的是如何去酬答知己的願望。囚禁鄧艾，巧說鍾會，他選擇了最艱險難行的方法，成則名揚千古，敗則身死宗滅，非但身死宗滅，他甚至將被扣上不忠和叛臣的稱號，真正的用心良苦卻沈埋于邈邈時空。也幾乎如此，要不是常璩的《華陽國志》，這段歷史將永遠沈冤莫白。姜維只犯了一個錯，他高估了鍾會的能力，結果導致全局失控，鍾會的叛亂徹底失敗，他的從中取事也因而成了水月鏡花。《三國演義》中姜維見大勢已去，遂于亂軍從中仰天長歎道：“吾計不成乃是天命！”而拔劍自刎。《世說新語》則補充了血淋淋的一筆：維妻子皆伏誅；維死時見剖，膽如鬥大。這無疑是整部三國中最悲慘的死法了。但也許姜維寧可選擇這樣的結局一千次，也決不會選擇苟安於世而壽終正寢。江懷庭詩賦姜維：“斗膽盡儲亡國恨，九泉應訴武鄉侯。”姜維雖未完成諸葛亮的遺願，但畢竟無愧於心，無愧於知己，無愧於士道，他帶著復興蜀漢的願望戰鬥到了最後一刻，因而，從某種意義而言，蜀漢精神的滅亡並不在後主輿棺出降的剎那，而是在姜維悲壯自刎的瞬間，只不知當他處於生死交界的那個片刻時，他的眼前是否會重又浮現諸葛亮的音容笑貌。
　　魏晉交替的時期是士風衰微的黑暗時期。幾乎就在姜維最後一次兵伐中原的同時，一個不羈的文人集團：竹林七賢沖散了這片黑暗，在史冊上重新定義了“風骨”二字。他們是士，可惜他們沒有知己可以顯示自身價值的沈重，可以把瀟灑摻揉入動人心魄的悲壯，依次，他們只能算通脫的名士，不能算負重的俠士。
　　還有一點要提及的是姜維的起止生活，郤正評論為“清素節約”，這與諸葛亮“內無餘帛，外無贏財”的風格很是相似：他們二人同樣位及人臣，卻都以儉持身，不靡不奢，這也正應了諸葛亮著名的那句：“靜以修身，儉以養德”。這是《誡子書》中的話語，諸葛瞻有否心領不得而知，姜維倒是真正意會了。
　　聽說浙江蘭溪的八卦村，內居諸葛亮的後裔，外居姜維的後裔。姜維的宗族盡滅，這自是不稽之談；更何況，本是士為知己者死的狹烈何期成為世代賣身的家奴，姜維地下有知，亦當相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