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炳良﹕奧運改變了什麼？

【明報專訊】對廣大中國人來說，不單是4年一次的國際體育盛會，更標誌着中國過去百年，從上世紀初被譏為「東亞病夫」，終於邁進今天體育大國的世紀長征。正因有上述心理情結，海內外華人皆民族熱情高漲，京奧能否辦得最成功，變得關乎國家榮辱，因此中國要「加油」，京奧成為對綜合國力的一次重大測試，不容有失，既屬體育大事，也是國家大事。
最終，無論從籌備、場地、設施、組織以至賽事安排方面，北京辦奧的表現都是公認出色的，雖然國家投入以10億元計的財政資源，而人力資源的投放更不計其數（僅全國義工就有百多萬人！）。開幕禮的豪華壯觀，令下屆主辦城市驚嘆難以攀比。可是，近乎軍事化精準的組織部署，有時予人繃緊之感，自發氣氛不足，開幕表演被批評「過分」操作。而保安凌駕一切，也帶來負面評價——如入境收緊、對新聞採訪及示威異見活動的管控等。
西方媒體對中國辦奧「另眼相看」
外界要從一次龐大的全球盛事工程中找出瑕疵，其實一點也不難。連也被揭發在2000年奧運開幕禮中採取音樂演奏「預錄」的安排，相信下屆倫敦奧運也一樣會出現可被人非議的地方。不過，京奧不同之處，在於批判者與西方媒體，不少都對中國辦奧「另眼相看」。由申辦開始，不滿中共統治的西方評論，就把北京辦奧與1936年納粹主辦奧運相提並論，視作中共「專制政權」操控的重點形象工程，盡情諷刺。
儘管人人皆說奧運不應政治化，卻一直去為政治化加碼，在北京辦奧上附加各樣政治條件。一些西方國家甚至以京奧去驅使北京走親西方的外交路線，而當中國在緬甸及問題上表現低調時，就呼籲杯葛京奧。為何世界上一個人口大國，過去從來未有機會主辦奧運，就不能按其現存政經社條件，有舉辦奧運的權利與認受性？
當然，中國官員也有意無意地推動了如此的辦奧政治論述，在申辦過程中承諾辦奧會使中國民主人權改善、國家對外更為開放，可是到頭來還是走不出「穩定壓倒一切」的循環，且在外國力量挑動和抗議時，便本能地收緊控制，變相成就了批判者設下的自我應驗之預言。現在，中國崛起，其強國地位經京奧進一步確立，「中國威脅論」者便四出警告﹕中國帝國主義已經冒起！
「奧運中國」與「政治中國」應分開視之。誠然，世人皆希望中國朝現代化發展，在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、法治等方面不斷提升，擺脫僵化專權的傳統管治文化。可是，正如總理幾年前訪法期間回應外國記者時生動地比喻（大意）﹕不要高估中國的成就，因為要把它除以13億人口；也不要低估中國的困難，因為要把它乘以13億人口。當年搞革命時曾揚言中國雖一窮二白，卻像一張白紙（可塑性高！）。歷史現實卻是，中國累積了幾千年封建文化的沉澱，不是要變就變，正如大象轉彎，步伐沉重。
自清末起百多年來，國人深感受西方列強欺凌瓜分，初則中體西用，以求富國強兵，後則對中體徹底失望，無論是五四批孔、還是國民革命或共產革命者，皆求諸外，尋求全盤西化或蘇化以救國。在事事講求革命的年代，傳統落後的東西固然被否定推倒，就連帶傳統累積下來的社會網絡與倫理（即「社會資本」）也被衝擊破壞，以文革顛峰時期為烈，嬰兒跟浴水同被拋掉！
當代中國的改革及現代化經歷一個複雜迂迴的過程。奧運期間，華國鋒去世，令人記得，只30年前中國尚處水深火熱的黑暗封閉年代。文革浩劫後開放改革，得來不易，縱有反覆，也應予肯定，亦須不斷反思現代化之路。今天中國體制有其開放進步之一面，也仍存在因循落後之一面，神州大地同時存在多種矛盾面相，這是中國改革不容迴避的現實起點，我們不能奢望辦一次奧運後「政治中國」便翻天覆地。以奧運去「促」變，不能操之過急，否則弄巧反拙。在中國問題上的末日預言者，常以中國的每一項缺陷不足，去否定中國的改革大勢，而當中的中國威脅論者，甚至害怕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，因為按其邏輯，這些改革令一個他們眼中邪惡的共產黨體制更形鞏固、更具威脅性。
中國要嘗試走非單一主義道路
在另邊廂，也存在對立的思維，以奧運為肯定中國現實一切的「強國論述」，把一總批評定位為敵意，並推理為﹕只要中國強，就由中國去主導世界的遊戲規則。文革後，激情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沒落，今天的中國唯有靠國族主義去維繫人民與國土，而由清末始的救國情結又一直持續，反映為對西方現代性及對中國傳統的雙重懷疑——既要走進由西方定義的世界，又怕失去中國的本體性，這是百多年來「體」「用」之間的基本爭持。要擺脫思維偏見，需要充實的民族自信與不斷的集體反思。
京奧雖然不會讓中國大變，但是一個經歷奧運成功而較具自信的國家民族，總會較有條件走出昔日的歷史悲情或義和團式的愚眛民族主義。中國要在簡化的「強國論述」和西方的「變天論述」以外，嘗試走一條現代與傳統並存結合、與西方和解互補的非單一主義道路。胡溫領導鼓吹「和諧」，而儒家和諧之道的真義就是﹕不同而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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